编者按：

为进一步加强合乐彩票登录核能智库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交流，2022年10月27日，协会举办了“第二期核能智库沙龙”活动。活动以“核能行业高水平智库建设”为主题，对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、中国核能行业智库品牌建设状况及展望、企业智库建设经验及问题等开展了深入研讨，为提升核能行业智库影响力，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，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。《中国核能》杂志选编刊发6篇交流文章，今日分享《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》，以飨读者。

《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》

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　范必

2021年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《2020年全球智库报告》中，榜上有名的智库有11175家，美国以2203家居第一位，我国以1413家居第二位，印度以612家居第三位。

2009年3月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，当时的新闻稿标题为“瞄准世界一流智库”，随后又连续组织召开两届全球智库峰会，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大增。国内多研究机构将自己称为智库，在很短时间内我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智库大国，这固然令人兴奋，但其功能和水平是否达到世界一流还有待观察。

中国智库成果的适用性不够理想

智库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、咨询公司的不同在于，它是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。深入了解我国的决策流程和背景便会清楚，大部分在宾大榜上有名的智库，实际上是原来的研究院所、企事业单位，一般隶属于某一级党政机关或国有大型企业。他们很难抛开隶属关系进行独立研究，在很多上级机关眼里，它们主要是诠释政策，还不是提供决策备选方案的智囊，更不要说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了。

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一批民间智库，通过大量组织研讨会、发包课题，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。这些民间智库大都缺少专职研究团队，很大程度上依赖已成名的外部专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开展研究，研究方向、研究成果与传统研究院所同质化现象突出，能纳入决策者视野的民间智库还是凤毛麟角。相比之下，各级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和机关内设的政策研究室，则有机会参与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，其决策影响力远远大于国外榜上有名的智库。

在智库从事研究的专家们无不听过兰德公司、布鲁金斯学会这类智库的传奇故事。我国智库远未达到他们的影响力。尽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，但排在首位的无疑是研究成果的质量还不够理想。

中国智库要提供独立专业的解决方案

智库开展研究一定要熟悉政策制定的流程。国家每出台一项经济政策大都要分阶段、分层级推进。从最初动议，到提出框架，形成初步方案，再经过协调、反复、博弈、逐级上报，最终形成政策性文件，往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。每一个环节对智力支持的需求不同，对研究报告的要求也不同。目前，大量智库研究报告的服务对象似乎不够明晰，无论是提供给各级领导、决策机关，还是专业人士、普通公众，大都是一个面孔。智库研究要取得实效，研究者务必全面掌握政策制定的流程，对每一个决策步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。如果研究者掌握的信息少于相关领导和决策机关，政策建议就提不到点上，也就很难为决策者所采纳。

智库应当开展更为专业务实的研究。纵观每年各类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，虽不乏精品，但总体感觉越是知名的智库，越是研究宏观问题多，研究微观机制少；研究战略多，研究战术少；重复研究多，独特视角少。在经济领域，像宏观调控、结构调整、区域协调发展、国有企业改革、城镇化建设等，这些宏大的命题经常出现在报告标题中。智库研究报告大而全小而全、泛泛而谈的现象仍很普遍。研究者即便有一些真知灼见，也往往湮没在冗长的文字中，无法引起读者的注意，决策者很难据此作出重大决策。

智库研究最关键的还是要为制定政策提供可操作的方案。很多智库研究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、阐述研究的重大意义、对比国内外差距等都很到位，可一旦涉及政策建议却往往令人失望。比如，经常看到有的智库报告提出，某项技术前景远大，我国再不迎头赶上就会痛失机遇，最后建议国家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支持。如果是技术专家，讲到这里已经可以了，但如果作为智库研究则远远不够。为了让决策者明确政策施力的方向，智库研究应明确指出，财政支持是用什么钱支持？中央财政支持科技研究有多个渠道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科技部、行业主管部门的扶持对象不同、支持力度不同、管理办法不同，地方亦然。智库研究报告必须证明需要支持的技术适用于哪一块资金。再有就是税收支持，国家税法对每一项税收优惠政策都有专门规定。提出税收支持就要证明，在哪个环节优惠，符合税法的哪一条。因此，提出对一项技术的支持建议，研究者至少要对科技政策、财税政策有相当全面的了解，这样提出的方案才能有的放矢。

此外，很多智库研究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，有的不严格区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动辄提出设立监管机构、增加审批事项；有的不顾财力可能，提出不符合实际的财政支持建议；有的偏重论证所提建议的重要性，对可能遇到的困难、政策效果缺少预估。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都影响了智库研究报告的可操作性。

智库作为辅助决策的机构，也是社会公器。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不同，智库所提观点事关公共利益，被采纳后很可能出现“一言而兴邦、一言而丧邦”的后果，务必慎之又慎。在研究公共政策时，需要秉承独立、专业、可操作、富有建设性的原则，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保障。所提意见务必独立思考、科学研判，切不可靠揣摩上意得出结论，也不宜把个别领导的一时好恶作为评价成果的标准。这样的研究成果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核能智库需构建核能研究共同体

核能政策是我国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能源代际关系看，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经历了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、再到油气时代的演进。其趋势是从低密度能源走向高密度能源、高碳能源走向低碳能源直至零碳能源。我国的能源结构目前还处在煤炭时代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经过油气时代、跨入核能时代，还是越过油气时代、进入新能源时代，各方面还有不同看法。但是从能源代际更替的一般规律上讲，核能符合高密度、零碳排放的特征，应该是未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最终方案。

为了使决策机关和全社会在能源发展前景上达成新的共识，核能智库承担着重要责任。当前，能源研究机构的特点是，研究人员专业分得比较细，煤、水、电、油、气、核，研究得越深对自己的专业越熟悉，对其它专业关注度越低。

核能智库要在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，首先要完善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。尽管核能是能源中技术含量最高的行业，但核能研究员们也应当多了解其他能源领域的情况，对不同能源形式进行客观比较。把核能放到我国乃至世界能源发展的大格局、大趋势中去考虑，而不是就核能论核能。其次，提高研究人员公共政策研究的能力，如财税政策、金融政策、发展规划、科技政策、产业政策，等等。了解各种政策的决策程序、运作规律，可以适时将核能政策纳入到这些政策体系中。三是构建核能研究共同体。我国核能行业几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，虽然在核能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很多具体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，但对核能在能源发展中的前景地位是有共识的。因此，核能智库应当是一个共同体，有必要在宣传核能优势、提高全民共识、争取政策支持方面形成合力。 

（本文刊载结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