盖茨的“行波堆”
众所周知,核电产业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,世界各国先后制定了少则几十年多则百年的发展战略。但伴随2011年初日本核泄漏事件的发生,一些国家纷纷开始退避三舍。美国选择了观望,德国宣布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的核电站,与德国相邻的瑞士则计划在2034年前全面放弃核电,而意大利在进行公投之后也表示弃核。与此同时,我国也暂停审批核电项目,全国上下开展核电安全大检查。自此,核电产业的未来走向变得扑朔迷离。
比尔·盖茨自从微软“抽身”以来,一直从事慈善事业,并致力于公共卫生、教育和清洁能源领域。而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引起盖茨的关注,终在沉寂3年后,把投资目光锁定在核电领域。
2006年,盖茨参与投资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泰拉能源公司,并以此逐步涉足核电业。据介绍,这是一家专业开发第四代核反应堆的公司,网罗了一大批美国最顶尖的科学家,主要研究方向便是“行波堆”。
“行波堆”作为一种理论,在1958年由物理学家范伯格提出。传统核反应堆都需要添加核燃料并产生核废料,“行波堆”却可以直接利用核废料进行再焚烧。与其他四代核电技术相比,“行波堆”几乎不产生什么核废料,甚至可以直接利用废弃的铀以及只需简单转化的核废料,完全封闭运行100年。它因此被称为“第四代半”甚至是“第五代”核电技术。
根据盖茨的时间表,应在2020年建造第一座“行波堆”示范站,2025年开始商业化建造,这比大多数四代反应堆的研发时间表要快得多。不过,这项被他认为划时代的技术,至今仍在泰拉能源公司的计算机里进行演算。
“应该说,这个技术从物理概念上来说是成立的,可一种能源的前景取决于其技术的成熟性。‘行波堆’核燃料循环即使可以运行100年,但其内部原器件却很难支撑如此长的时间。从材料的角度来看,‘行波堆’挑战了材料的极限,目前还没有材料能够满足这一要求。”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赵志祥告诉记者,而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目前中国核电学术界对“行波堆”的态度。
但盖茨对此却表示乐观,他投资了几千万美元用作科研经费。而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堪忧,且政府对于核电的保守政策以及其人才队伍的“断代”都难以支持盖茨的梦想。于是,正在大力发展核电、在建项目及规划巨大的中国,自然成为盖茨的首选。
游说中国
盖茨自2009年就开始游说中国能源主管部门以及核工业企业,希望利用其拥有的新一代核电技术与中国进行“商务合作”。
2009年11月5日,盖茨首次因“行波堆”来到北京。“那次他的主要目的是和国家能源局以及中国核能研发机构、企业共同探讨,合作开发利用核能技术的可能性。”赵志祥如是说。
这一次,盖茨见到了中国能源领域的决策官员——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以及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(以下简称中核集团)科技委副主任黄国俊和国家核电董事长王炳华。
最终,国家核电与泰拉能源公司签订了一份备忘录,就“行波堆”和其他先进核能技术开展技术交流与协作,并“推动双方企业和中美两国在核能领域的进一步合作”。
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,盖茨与王炳华以及中核集团总经理孙勤等多次会面。不过,双方始终就合作的基本问题难以达成共识。此时,中国另一大核电企业中国广东核电集团(以下简称“中广核集团”)走上前台。
2011年2月11日,福建省发改委透露,中广核集团已与厦门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,双方将在“行波堆”合作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,争取打造中国品牌的“行波快堆”(快堆即快中子反应堆)技术,以期在福建推进并建设世界首台“行波快堆”核电机组。而厦门大学一直是盖茨在中国新能源计划的支点,泰拉能源公司亚洲开发主任也由厦门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宁兼任,这也成为盖茨向中国推荐“行波堆”以来的实质进展。
盖茨能给中国什么
2011年12月7日,盖茨拜访了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,并透露未来5年的研发费用最高可达10亿美元。盖茨的这次北京之行希望在科技研发领域推进与中国的合作。
“科技领域的合作我们很感兴趣,不管是‘行堆波’还是什么别的名头,通过他们的合作让我们有所突破都是重大成果。这个成果完全可以运用到‘行波堆’以外的其他四代堆里。”赵志祥说,四代核电技术有钠冷快堆、铅冷快堆、气冷快堆等六种类型。中国目前在钠冷快堆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进展,“行波堆”其实也属于一种钠冷快堆技术。
在曾从事核电信息咨询和核电站一线管理的核电工程师张益舟看来,“行波堆”的核心技术在于核燃料的循环利用,泰拉能源公司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了相关模拟,而快堆和循环利用也正是中国核能战略发展中的重点部分。
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、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都对泰拉能源公司表示了极大兴趣。
不过,从目前情况看,盖茨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巨大技术优势的合作伙伴。但是,其对于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关注不得不引起中国人的注意。无论如何,中国四代核电技术市场已备受关注。